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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1907）以孙中山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

的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1898

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100册；1902年又创办《新民丛

报》，历时近六年，共刊行96号。康有为则于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

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在“爱国救亡”

的旗帜下，反对通过革命办法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寄希望于光绪帝，祈

望光绪复辟，继续推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同他

们倡议“联合”，都被拒绝。可是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

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改良派从切身利益考虑，在加紧要求清政府实行

真正的君主立宪、抵制革命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革命派，正面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

双方在1903—1904年就已初步进行了交锋。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于人心，而

化为常识”。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继《民报》之后，在国内外各地遍设宣传机关，出版书报

杂志。据统计，1905-1907年由革命派主办的报纸、杂志达60余种，其他革命出版物“无

虑百数十种”。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同盟会的主张，宣传了革命的思想。《民报》

则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其文章理论透辟，脍炙人口，激动人心，深受广大读者

欢迎，每期再版、三版以至五版，仍供不应求。对此康、梁十分恐惧，公然宣称“今者我党

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

续发表鼓吹改良、反对革命的文章。改良派的活动，成了民主革命的巨大障碍。1906年4

月，《民报》第三号以号外形式发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全面揭示了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革命派和改良派展

开了一场论战，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

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有三个方面。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

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

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

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

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

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

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反对共和革

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

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

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

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

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他们指出，那些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

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等言论，是

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

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双方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也展开了争论。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

制，反对“平均地权”，认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私有财

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

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革命派鲜明有力地予

以回击，指出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

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