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pdf

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

一、解除权产生之日的认定标准权利的行使不能毫无限制，是

民法上的一个基本认识。权利行使应当有一定期限的限制，是这一认

识的体现之一。由于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属于形成权，而请求合同当事

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属于请求权，二者在性质上不同，因此，在权

利行使的期限规

一、“解除权产生之日”的认定标准

权利的行使不能毫无限制，是民法上的一个基本认识。权利行使应当

有一定期限的限制，是这一认识的体现之一。由于合同解除权的性质

属于形成权，而请求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属于请求权，二

者在性质上不同，因此，在权利行使的期限规定上也应有所不同。一

般认为，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形成权则适用除斥期间的规

定。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对请求权时效的规定相对较多，而对解除权

的除斥期间则没有规定。合同法对于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同样也没有强

制规定，而是委之于当事人自己的约定，或者由当事人经过催告来确

定（合同法第九十一、第九十四条）。这种规定虽然充分顾及了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但对于催告后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以及当事人没有约

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时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当如何确定，还是没有规

定。这些立法上存在的不圆满之处，显然构成法律漏洞，应进行必要

的漏洞补充，以保证法律体系的圆满性。

那么，这些法律漏洞应当如何补充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

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实

际上部分弥补了这一立法漏洞。该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

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

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１款）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

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

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第２

款）

实践中，对于解释第十五条第２款后半段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其起

算点“解除权发生之日”应如何确定有不同理解。之所以会产生这个

问题，是因为合同无论是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只要不是约定或者

法定的情况一经发生，合同就当然立即解除（如协议解除），就会存

在合同解除原因产生和解除行为生效之间的时间差。比如，一方当事

人迟延履行合同的主要债务，对方就可以催告其履行，并在催告期过

后相对方仍未履行时解除合同。那么，这里的“解除权发生之日”是

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之时，还是催告履行期过后呢？这是两种观点。

如果是以相对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时为准，则此时因解除权人尚未履

行法定的催告义务，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因条件还没有具备，而被认

为是尚未发生呢？如果是以催告期过后为准，解除权要产生，就必须

先经过催告程序，否则，就不能说解除权已经产生。则假设解除权人

自相对方迟延履行２年以后，合同履行请求权已经因超过诉讼时效而

失去强制力时，才催告相对方继续履行，并待催告履行期过后对方仍

未履行时要求解除合同的，是否还可以呢？

笔者认为，应以合同解除事由发生之日作为解除权产生之日，即第一

种观点更为正确。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并不一定

就等于解除权生效。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可以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也可

以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如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等。但此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还不能当然

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是还要经过通知对方等程序，才能发生解除

合同的效力。而通知以及催告违约方继续履行等，实际上可以说是解

除权发生效力的条件，也可以说是解除权产生与解除权生效之间的桥

梁。因此，第二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如果按照第二

种观点，合同解除权只有在发生效力以后才产生，而解除权生效的直

接后果就是合同关系消灭，一旦合同消灭，就是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

失等涉及到请求权的问题，而请求权是不适用考虑除斥期间的。第二，

为合同解除权设定除斥期间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督促解除权人及时

表明是否行使解除权的态度，从而使合同双方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关系

确定下来，即要么解除合同，要么使合同继续有效。如果以第二种观

点的看法为准，则解除权人在明知存在解除事由后，只要不通知对方

解除合同或者催告对方赶快履行，就可以使自己的权利永远不会消灭，

而将对方始终置于不稳定状态之中，也使除斥期间的设置丧失其意义。

第三，以第二种观点的看法为准，就会出现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

违约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过２年的诉讼时效，已经可以不再承担

违约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