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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与范式变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斯宾塞(MichaelSpence)与我所从事的研究正为世人所瞩目，它是一个大型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该课题吸引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大批研究人员。在本文中，我想要探讨由这个更为宽泛的议程提出的特殊问题，以及从经济学思想史这一更广的视角提出的研究议程。我希望能够说明，信息经济学反映了流行的经济学范式中出现的一个根本变化。

信息经济学早已对我们如何思考经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甚至还可能会在将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过去20年间，许多主要的政策争论一直集中在与市场经济效率相关的问题和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恰当关系上。亚当·斯密(1776)认为是自由市场导致了有效率的结果，“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在那些争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它认为，总地说来，我们可以依赖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或者最多只受到政府的有限干预)。我将要在此陈述的一系列思想挑战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有关政府作用的看法。这些思想认为，那只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它也是瘫痪的。

41年前，当我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我所学到的模型与我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使我感到惊讶。加里市因1906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建立并因其董事会主席而得名，该市早已风光不再。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该市也存在贫困、高失业率以及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但是，我们所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很少关注贫困，它们认为所有市场都能出清—包括劳动力市场，因此失业只不过是一种幻景，并且坚信利润动机确保不会出现经济歧视(GaryBecker,1971)。当时，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决定试着去建立一些模型，其假设和结论更加接近我所看到的充斥着不完美现象的真实世界。

我第一次访问发展中国家是在1967年，1969年我在肯尼亚驻留的时间更长，这些访问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完备市场的模型似乎根本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其无效程度就像在欧洲或美国所展现的一样。竞争性均衡模型所采用的关键假设似乎不能很好地适用于这些经济，信息的不完备、市场的缺失以及机能不良的制度的普遍性和持续性，诸如分成租佃制(sharecropping),尤其令我感到震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见识过周期性的失业—有时规模相当

大—和它所带来的艰难困苦，但我从未见到过在非洲城市中出现的规模如此之大的失业，根本无法用工会或最低工资法(即使法律存在，也经常被搁置一旁)来解释。在我们所学的模型和我所看到的情况之间再一次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相比之下，我将要在这里讨论的观点和模型已经被证明是有用的，不仅在解决宽泛的哲学问题方面，如政府的适当作用，在分析具体的政策问题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我相信，如果对新信息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如金融结构、银行破产和公司治理结构—有更好的理解的话，过去10年在制定政策时出现的巨大失误，如在解决东亚金融危机时或者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本可避免。而且，过去25年间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建议中占主导地位的所谓“华盛顿共识”①(Washingtonconsensus)政策

一直以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为基础，这些政策忽视了信息理论所关注的问题；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它们全盘失败的原因。在任何环境下，不仅在企业和家庭内部，信息影响着决策。更近些时候，正如我下面所讨论的，我已将我的注意力转向可以被称之为信息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方面：信息在政治进程和集体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在治理和被治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且正因为市场的参与者想要克服信息不对称，所以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些方法，使政治进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能够得到限制，以及减轻其不良后果。

一、历史背景

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论述用以研究信息作用的模型；近些年来，在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大量综述性文章和解释性论文，还有几本书。①我真正想做的是要强调信息经济学已经产生的引人瞩目的影响，范围包括经济学如何贴近今天，如何解释过去没能解释的现象，如何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中政府的恰当作用。在说明这些思想的时候，我想要追溯一下它们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思想源自人们试图回答特定的政策问题或者去解释标准理论无法正确解释的特定现象。但是，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一种流行的范式，有假设和惯例。大多数研究的动机都是试图探索那种范式的极限—看看标准模型如何能够解决信息不完备的问题(标准模型随之被发现并不很好)。

一百多年来，经济学中的正规建模一直将重点放在假定信息是完备的模型上。当然，所有人都意识到信息实际上是不完备的，但在马歇尔的名言“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