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理学课件第九章社区旅游唐承财.pptVIP

被大家引为生态旅游最成功的范例——肯尼亚,其成功与高度的社会增权是密不可分的。土耳其的南安塔利亚(SouthAntalya)旅游开发工程堪称旅游社区社会增权的成功范例。这个工程在开发规划中,不仅考虑了用于满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需求的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还特别强调和重视开发为当地社区居民服务的基础设施。由于实现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的高度整合,该地的社区凝聚力大大提升,防止社区情感归属感的丧失和社区的解体。这些做法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0102此外,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有着独特传统文化特征的乡村社区一旦被卷入旅游业的发展中,其本土传统文化的演变速度就会加快,并有可能最终演化为新的文化形态——即渊源于本土传统文化又采借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新型文化形态。为保护乡村社区文化的本真性,社区的文化展示非常重要,政府应通过舆论、媒介宣传等各种途径提高乡村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感,体现社区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观念价值、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丰富的文化现象,并施以宏观引导及调控,在社区教育与培训中植入社区传统文化的内容,建立文化传承和传播机制,将居民行为与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紧密相连,居民才能成为文化的活态载体。政治增权:推动社区政策环境的改善Murphy、Reed等学者都曾指出旅游业营销的是社区的某些资源,因此社区在旅游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应当占有领导地位,但事实上,由于旧政治体制的惯性及经济能力弱化等因素,许多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微弱,在旅游决策等方面缺乏参与。为真正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决策的有效性和效率,政府和旅游规划师应具备接纳社区居民参与的意识和社会组织的相关知识,尤其是组织社区参与的技术,包括如何表达、如何倾听、如何沟通、如何协商、如何达到共识等。0102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土地都归属国有,土地的所有权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农民拥有使用权的承包地在被征用作旅游开发时,农民一般也只能接受政府的征用条件,没有拒绝和选择的权利。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上,政府拥有决策权,开发商拥有广阔的经营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的意见在未经过征询之前,他们最重要的生存要素已经注定要被让渡出去了,因属于集体的土地只要经过集体代理人的同意就可以签订合同。世外桃源的土地是经由政府征用的,傣族园同意开发的合同也是与镇政府、村委会签订的,只是公司在建设过程中涉及个别农户的承包地时才有了与单个村民的合同。研究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有几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首先,当中国民主化进程、民间组织、旅游发展阶段等深层因素无法迅速赶上西方时,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对旅游的理性决策、规范管理和注重民意就变得至关重要。阳朔政府对于遇龙河的管理虽然不够,但阳朔西街的规范发展则归功于政府的提前介入。西街发展初期曾出现过价格恶性竞争和拉客现象,当时政府出面协调,加强管理,恢复了西街的有序商业环境,为现在的良好目的地形象奠定了基础。5、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应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强势主体往往主观认为社区是可以任意被决定的。在强势群体的认识中,认为社区居民是软弱无力、愚昧无知的,是可以任意被决定的,社区在整个旅游发展过程中都处于一种弱势群体的地位,无法直接影响旅游的发展方向。这正是导致农民在社区参与中无信息渠道、在旅游决策中缺席的思想根源。事实上,社区居民的弱势地位是相对的:一者,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资源等进行权利争取;二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无所有”进行合法的或“踩线但不越界”的对抗,甚至还对前者的怠慢产生情感上的疏离,这是最具经常意义的“弱者的武器”。0102第三,社区的参与能力是可以成长的。如阳朔西街的部分社区参与者的旅游理念已经能够与国外的背包旅游者对接,珍视自然和生态,注重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他们在社区参与中得到了跨越式提升。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旅游社区,其学习能力都是不容忽视的,伴随旅游业的发展,他们会逐渐成为旅游的管理者、旅游影响的监督者以及社区发展的主人,在资源短缺和追求效益的人类之间力求客观反映旅游经济的本来面目。0102增权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例增权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断得到调整,而李坑村的居民总是无一例外地处于无奈、被动与弱势的地位。要真正改变这一弱势地位,只有通过社区增权的方式以提高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以增权理论为基础展开论述,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