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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绿色贸易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

本文试图在深化熟悉现行绿色贸易制度形成的缘由和机制的根底上，深入探讨现行制度安排上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一、绿色贸易制度安排的形成及其依据国际上环境爱护的浪潮日趋高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兴旺国家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产品的环境取向越来越明显，这是国际市场变化的新特点。与此相适应，同国际贸易有关的国际环保法规、标准、绿色标志等我们所称的绿色贸易制度（注：所谓制度，是由当时在上通行或被社会所接受的习惯、道德、、规章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章（樊纲，1997）。

在这里绿色制度正是一组调整各国经贸关系的规章和惯例等。）正在逐步形成，并对国际贸易产生越来越大的。

国际上制定的环境与资源爱护公约、协定已达150多个，其中与贸易直接有关的主要有《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掌握有害废料的跨国转移及其处理的巴塞尔公约》等。有关国际组织正逐步出台和推行系统的国际环境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环境治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996年公布了iso14000新环境治理体系，以标识的环境治理和效果，相当于一张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从而推动了环境标志制度的国际化。

但是，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分别实施各自的环境标志多年，在某些国家中环境标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非正式的贸易技术壁垒。乌拉圭回合在关于建立世贸组织协议的前言中，曾对环境与贸易的关系作了一般性概括，指出各参与方为了爱护和维持环境的需要，为了实现持续的目标，各方通过在不同经济进展水平上所处的地位和需要相符合的方式来增加达此目标的手段。

这一思想原则性表达在世贸组织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两个有关协议中，对环境与贸易关系这种粗略的一般性概括，为各国设置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技术壁垒及其绿色制度开拓了新的“灰色区域”。较多国家出台了制止进口、环境进口税、反生态倾销关税、生态补贴等新的绿色贸易政策。

总的来说，绿色贸易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活动，还处在国际化、标准化及其形成和完善过程之中，而且由于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外部性问题及其“搭便车”行为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大障碍，在全球范围内要形成完善的与贸易流淌有关的绿色制度还需要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深入探究，而首先应当在理论上弄清晰当今绿色贸易制度形成的缘由和机制，以能在理性的高度推动和参加国际绿色贸易制度的建立和形成。1.消失了“消费者”对绿色或环境这种产品的“内生”需求。

尤其是在兴旺国家，随着全面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成熟阶段和需要层次的上升，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和产品的环境取向越来越强。“绿色’本身被给予了价值。

但是“环境产品”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环境产品作为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意味着强制性消费，它必需被大家（有关各方）所共同“消费”，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因此，公共物品的根本特点其实就是所谓的外部效应。

一个国家大力提高森林（或绿色）掩盖率，能改善地球气候等公共环境，是一种好的（“正的”）外部性的例子；而另一个国家过度使用森林资源，用于加工出口等，会影响气候环境，则是坏的（“负的”）外部性的例子。“环境产品”所具有的这种公共物品性质，打算了它必需建立一种不同于一般产品（私人物品）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制度安排，在这里市场机制往往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必需有一个代表全球人类利益的组织通过推动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定和实施国际环保标准等，强制地使环境产品的外部效应（正的或负的）内部化。

虽然，有些环境产品外部性的边界并不会超出国界，（注：在技术上也可以得到论证，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的边界大小可以分为社区性、地区性、全国性、全球性等多层次范围。）但是作为国际贸易流淌引起的环境的正的或负的外部性必定是国际性的。

2.环境产品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的供应是一个要由社会上（国际上）的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所打算的公共选择过程。环境这种公共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行分割的，也无法分割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它的供求不同于市场选择的过程，而只能通过一种被称为公共选择的方式加以打算。正如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所说，在与公众有关的比方环境产品的供应决策中，人们或各种利益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依据公共利益进展地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别利益之间的相互制约。

因此，环境产品的供应及其制度安排的过程，不过就是利益集团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