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概论课件第二讲.pptVIP

明代宦官权势示意图*回主頁明太祖严禁宦官干政明成祖宦官监军掌管東厂郑和下西洋明英宗王振干政土木之变明景帝夺门之变明武宗宦官掌管內厂明憲宗宦官掌管西厂明神宗东林党争明熹宗宦官捕杀東林党人回明代宦官专权现象*朱元璋是禁止宦官干政的。朱棣夺位时依靠了宦官的帮忙，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像郑和就是宦官。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作用才能实现其政治功能,阁权的轻与重及其参预中枢决策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决与它同皇权的关系。所以阁权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仅不同的皇帝授予内阁的权力轻重有异,就是同一皇帝在位期间,内阁权力也往往因皇权的需要而上下浮动。正因为皇权对内阁有绝对控制权,所以在明代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阁体制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明代内阁行使职权的主要形式是票拟。宣宗时期,内阁票拟权得以逐步完善,使内阁具有了制度化的决策权,大大加强了内阁预政的力度,这与明太祖废除丞相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为了防止内阁坐大,皇帝赋予宦官之首—司礼监“代帝批石朱”的大权来制衡内阁。所有章奏除“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以“批红”牵制“票拟”,从而达到平衡政局的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皇权、内阁、司礼监三者构成的一个权力三角，其中皇权是核心，是内阁、司礼监权力的授予者、监察者、调控者;内阁和司礼监在职能上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分别从效能和稳定的角度起到了巩固皇权的作用。严格说来，司礼监的批红只能“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石朱笔楷书批之”。但皇帝不可能对所有章奏一一尽览，所以对票拟的审覆权很大程度上被司礼监所把持。而内阁若认为司礼监批红不当，也可执奏力争，甚至拒不票旨，此类事情在明朝历史上时有发生。而两者协作也罢制衡也罢，无论哪一方要想发挥应有的作用，都必须千方百计争取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谁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谁就会在这个监阁体制中占据优势地位，压倒另一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皇帝自身素质及外在政治环境等诸种因素的影响，皇帝不可能对司礼监和内阁寄予完全平等的信任，皇帝总是向其中一方相对倾斜。这种倾斜成为相权在司礼监和内阁间游移的原动力与根本原因。皇帝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将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来达到制约内阁权力的目的。皇帝懒散也罢，无能也罢，年幼也罢，总之，避免了权臣挟持天子、玩弄权术的局面。内阁与部院的关系。1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转宰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相当一部分相权流向六部，六部开始直接对皇帝负责。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加之又具有票拟权，而且比六部更接近皇帝，所以尽管内阁从来没有被正式地告知统领六部，但凭借皇帝的信任，从仁、宣始，阁臣越来越多地兼掌部院之职，内阁辅臣的权威实际上使六部的权力又流向了内阁。2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政令的执行则非通过六部实行不可。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导致了其相互职掌的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由上可以看到，内阁虽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其行使职权的有效性完全依赖于皇帝个人的认可程度。明孝宗就曾经有言“吾不自治，谁能治吾”准确地概括了明代皇权的极度膨胀。李渡在《论明代监阁二元互制中枢行政体制》一文中认为:考察明代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和理解。第一，阁权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完全依属于皇权。阁权只有通过皇权的批准或与皇权相结合才会具有政治功能，阁权不过是皇权的外延和扩张而已，这种权力属性决定了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政治依附关系。第二，内阁大学士通过“票拟”、“面吩”、“密揭”等形式，参与中枢决策，因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机制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当这种决策权在取得皇权的支持后，就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政局的发展。如万历初年，明神宗“虚己委居正”，“宫府一体”，阁权遂与皇权结为一体，张居正得以充分发挥“元辅”作用，推行其改革大计，因此阁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这段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内阁与皇权的内在统一性与皇权对内阁的绝对控制权。综观整个明代，虽有一时由于皇帝个人的昏庸无度造成君权的相对衰落，出现“权相”、“权阉”势力，但却始终没有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究其原因，就是由于皇帝牢牢掌握了行政、军事、司法、监察诸权，故“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这正是明代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充分发展和高度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正是由于明代皇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和支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