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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幽默从何而来

作者：李兆忠《光明日报》（2019年05月03日05版）

舒庆春1924年秋赴英国应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时，并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

作家，那时他虚岁已经27，却连一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

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以此为契机，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要变化，舒庆春变成了

老舍；之后，他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到1929年秋回国时，已是3部畅销长篇小

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异域的生存环境激发了老舍特有的幽默天赋，使老舍成为文学个性独特的小说家。

清苦的旅英生涯

1924年秋天，老舍远赴英国，开启了近5年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生涯。

老舍在英国的生活，可以用清苦二字概括，名义上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其

实不过是一名廉价的“打工仔”：每周20个课时，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10点到下午7点；

学生五花八门，从十几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叟，应有尽有；教学工作繁重而枯燥，所得

到的回报，仅是250英镑的年薪。当时，一个普通的英国大学生每年至少要花300镑，而牛

津剑桥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则要花四五百镑或五六百镑。靠每月20来镑的收入，老舍既要维

持自己的生活，又要供养远在国内的老母，难免捉襟见肘。

工作两年之后，老舍给学校写信要求增加工资，信中这样写道：“到学期末，我在本校

已工作两年，根据合同规定，我提请你考虑给我增加工资。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

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如能应允提高工资，本人将不胜感谢。”由

于老舍出色的工作表现，他的年薪由250镑提高到300镑，但区区50镑的加薪，不足以从

根本上解救老舍经济上的困窘。为了增加收入，老舍利用假期辅导个别学生中文，按学校规

定收入归自己。此外，他还有过两次额外的收入，一次是到BBC电台播音，得到了3镑多的

报酬；另一次是录制灵格风唱片，得到了30镑的报酬。这些收入对于老舍虽然不无小补，

终究是杯水车薪。

老舍伦敦时代的友人宁恩承这样描绘他：“一套哔叽青色洋服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

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幸而英国天气

四季阴冷，冬天阴冷时加上一件毛衣，夏季阴冷时脱掉一件毛衣也就将就着过去了。”“老

舍以250镑，既要保持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不分家，又要寄钱回北京奉养老母，自然要顾此失

彼，顾彼失此。”老舍的胃溃疡病，就是住公寓时落下的，发作时到一家叫“上海楼”的中

餐馆吃一碗价钱仅值一先令的最便宜的汤面，疼痛就能减轻。然而，就连这么廉价的“特效

药”老舍也不敢随便吃。回国的时候，老舍穷得连一张最便宜的三等舱的整船票都买不起，

只好先到新加坡，在那里教书，挣到了钱再走。

然而对于老舍这样的人，贫穷所带来的心灵的创伤，远远超过身体的折磨。老舍曾不止

一次向宁恩承诉说自己住公寓时，因“穷酸”而受侍女奚落的故事。

有件事情最能说明问题：老舍在英国住了整整5年，在东方学院教华语时接触过无数英

国人，然而除了一个汉学家艾支顿，没有第二个英国朋友。老舍并非性格孤僻者，而是一个

喜交朋友的人，否则他也成不了一位小说家。究其原因，除了“囊中羞涩”，别无更好的解

释。在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伦敦，贫穷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和寂寞。老舍的旅英生涯，基本上是

在宿舍公寓、东方学院的课堂图书馆度过的，社交、娱乐、休闲消费之类与他几乎不沾边。

正如老舍自述的那样：“从1924年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我一直在伦敦住了5年。除了

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都消磨

在这个大城里。我的工作不许我到别处去，就是在假期里，我还有时候得到学校去。我的钱

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英国的旅馆与火车票价都不很便宜。”（《东方学院》）这与

前后于他留英的徐志摩、朱自清形成鲜明的对比。徐志摩、朱自清在英国的时间都没有老舍

长，却能一定程度上融入英国社会，至少在情感心理上与英国社会没有太大的隔阂。尤其是

徐志摩，他在“康桥”如鱼得水的感觉，那种世外桃源的光景，在在令人神往；朱自清的留

英日记，更是记录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生活，1931年12月23日的日记这样写着：“到

今天为止我已看了27次演出。”这时作者到英国仅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