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pdfVIP

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

茶叶贸易是明清徽州商帮的四大经营项目之一。［①］以往研究

者在探讨徽商茶叶贸易问题时，大多止于清代道光中叶。其实，道光

中叶以后徽商的茶叶贸易还有一个发展高潮，这一高潮的形成，与上

海有密切的关系，而其后果，则是将徽州商帮的衰落推迟到了光绪以

后。本文根据部分新发掘的有关徽州茶商的原始资料，着重讨论徽商

在道光中叶以后围绕上海而展开的一系列茶叶贸易活动，希望有助于

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商帮的全面了解。

一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

清代徽商茶叶贸易的主要类型有二种：

一是经营内销，俗称做“京庄”茶。它在徽州商帮传统的茶叶经

销活动基础上发展而来。从有关资料记载来看，道光中叶以前，徽商

经营内销茶，最主要的销集市场在北方，尤以北京为中心。据《歙事

闲谭》记载，“北京歙县义庄，在永定门外五里许石榴庄，旧名下马

社，规制甚宏，厅事高敞，周垣缭之，丛冢殆六七千，累累相次。盖

亦经始于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与创设会馆同时。……至清初

则杨监正光先曾重加修整，其后世守之。曹、潘二相俱曾资助。捐款

则取于茶商为多。据黄记，则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

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

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千。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

［②］“茶行七家”、“茶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千”，于

此可见道光以前徽州茶商在北京活动之盛。而且，这仅指歙县一县之

茶商，若加上徽州其它五县的在京茶商，则规模更大、人数更众。以

北京为集散地，徽茶行销北方各大城市及中小市镇，甚至远到东北地

区。道光中叶以前徽商经营内销茶，也兼及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

在有关茶商的资料中，我们也能见到这一时期徽州茶商在上海经营内

销茶的踪迹。譬如，始创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的徽宁会馆思恭

堂，在嘉庆年间扩充以后，由婺源巨商胡炳南任董事，下设的多位司

事中，有四人就是婺源茶商。［③］不过，就徽商经营内销茶的大局

而言，上海在其中的地位远逊于北京及其它一些城市。

二是经营外销，俗称做“洋庄”茶。它是适应中外贸易形势而兴

盛起来的徽茶重要销售渠道。道光中叶以前，由于清政府限定广州为

唯一外贸口岸，所以中国茶叶外销均集中在广州。其时，广州城内聚

集了大批徽州茶商。如光绪《婺源县志》记载：“朱文炽，字亮如，

官桥人。性古直，尝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

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

万金，卒无怨悔。在粤日久，而同乡族殁者，多不能归葬，爰邀同志

捐资集会，立归原堂，限五年舁柩给资，自是无枯骸弃外者。”［④］

原籍婺源的我国近代著名铁路建筑工程师詹天佑之父詹世鸾，字鸣

和，“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金。壬午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

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⑤］在张海鹏、

王廷元先生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集中收录了不少有关徽

州茶商在广东经销茶叶的资料。［⑥］当时徽州茶商与外商交易，多

在船上进行，茶叶价格由徽州茶商报出，获利极厚，徽州人称之为“发

洋财”。［⑦］随着中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外销茶在徽茶中的比

例也越来越大。［⑧］因此，作为清政府唯一外贸口岸的广州，在徽

商茶叶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发突出。

因此，从清代徽商茶叶贸易的二种主要类型来看，道光中叶以前

内销以北方为主，外销唯广州一地，上海在徽商茶叶贸易活动中的地

位并不突出。

然而，道光中叶以后，尤其是经历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

代的“咸丰兵燹”，上海异军突起，迅速取代广州在徽商茶叶贸易活

动中的地位，成为徽茶出口的最重要口岸。《安徽茶叶史略》在描述

这一段历史时说：“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时，经营洋庄的徽州茶叶

商，资本额较大者，有忆同昌等４８家。在外地经营大茶号的徽商为

数也不少，汉口、芜湖有，九江、上海也有。如九江即有仁德永等六

家，上海有洪永源等七、八家，营业一时还颇为发达。有数家资本额

还曾达四、五万两，其余亦在数千两。”［⑨］这时广州已如昨日黄

花，道光中叶以前出口徽茶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而上海则悄然崛起，

几乎垄断了徽茶对欧美等国的出口。据歙县知县何润生在光绪二十三

年（１８９７）《茶务条陈》中估算，“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

十分之八九均为外销。［⑩］在占徽茶总量８０～９０％的外销茶中，

绝大部分均经过上海口岸销往外洋。

为什么在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得以取广州而代之，成为徽茶出口

最重要的口岸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