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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自述》

序言

从1964年中期到1975年5月战争结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越战当中。战争伊始，我只认为越战不过是个问题，后来意识到越战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僵局，最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灾难，是一宗罪行。

序言(1)

1969年9月31日的一个晚上，我带着满是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步行通过圣莫尼亚市兰德公司的哨岗，。我准备当晚复印包中的绝密文件。该绝密文件是美国对越政策研究的一部分，文件全长7000页，余下的部分锁在了我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我准备将文件全部复印一遍，然后将其公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也许会通过参议院听证会或是媒体公开文件的全部内容。将文件公诸于众，特别是通过媒体公布文件，面对我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

涯。本回忆录所记载的正是这件撼动世界的大事。

从1964年中期到1975年5月战争结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越战当中。战争伊始，我只认为越战不过是个问题，后来意识到越战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僵局，最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灾难，是一宗罪行。本书的三个部分基本上是依照我观点的演变写作而成。开始，我只想着解决问题；当战争演变成一个僵局后，我又试图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帮助美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但当战争构成一宗罪行后，我便决心披露这宗罪行，同时加以抵制。更为重要的是，我决心立刻结束罪恶滔天的越战。

在那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各种方法，以避免冲突的不断升级。1973年初期，因为我在1969年后期所进行的活动，受到了联邦政府的刑事诉讼，可以说，我个人以及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标和为此所作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人们对打赢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夹道欢迎，但是对那些为结束越战所做的努力却嗤之以鼻——有人视其为失败的尝试，有人认为那只会裹足不前，还有人认为那是一次错误的道德冒险。

所以后来我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仅需要被抵制，还需要被理解。三十年后，我仍然对此确信无疑。透视美国的越战，了解自己所发挥的作用，探寻越战持续的原因，是我多年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我的努力将永不停止。本书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1964年中期开始后的三年内，作为高级公务人员，我协助执行了越南战争。一开始我就认定，越南战争注定要失败。在1964年和1965年为华盛顿高层决策者工作期间，我发现他们正秘密地将我国引向一场大规模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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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胜利的曙光。那时候，我还没有彻底绝望。总统和其他人虽然顾虑重重，可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从1965年春天到1966年春天，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希望越战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并且也为争取越战胜利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全面开战后，我于1965年中期，自愿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在越南服

役。我的工作是评估“绥靖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施行程度。

我一直希望越战尽快结束，可是我们出兵印度支那半岛，来达到我国元首的目的，这样做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是否比当年法国的理由要充分?此类问题我以前从未想过。在越南工作的两年中，我亲自接触到了一些越南人，亲身体验到了他们的疾苦。他们和我身边的美国大兵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和我的双手一样弥足珍贵；凡此种种，都使我无法忍受眼前这场前途暗淡的战争。

因为肝炎，我离开了越南战场，回到了美国。1967年中期，我开始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地帮助我的祖国脱离越战。在随后的两年之间，作为五角大楼的内幕人员，我向高层官员简要地介绍情况，向总统候选人提供建

议，后来，在1969年初期，又帮助当时的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意识到了战争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向他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希望可以帮助美国摆脱越南战争。但是在后半年，我觉得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这种想法呼之欲出，于是我随即便终结了自己作为政府幕僚的生涯。

其中的一个行动足以让我失去终身自由。1969年和1970年期间，在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托尼·拉索的帮助下，我秘密复印了47册的五角大楼文件。该文件是1945年到1968年美国越战决策研究报告，属于绝密文件。我将复印文件妥善保存，随后转交给了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1971年，把复印后的文件转发给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当时，我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七项政府指控。可是我没有退缩，随即又将这些复印件转发给了其他的七家报社。所有这些报社，均弃政府权威于不顾，将文件公之于众。

序言(2)

尽管我个人遇到了上述风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