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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

高额彩礼是我国近年来重点治理的突出社会问题。本研究基于对重庆石村新生代青年“零彩礼”现象的田野调查，分析当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石村“不算彩礼”的共识促进了婚姻交换灵活多元的发展，相对于更具仪式性的婚礼花费、改口费和房产花费，彩礼因过于货币化和功利化而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婚姻交换之外。自明清流传至今的传统习俗和社会主义新风尚共同塑造了当地礼俗传统，弱代际责任感下自由恋爱、代际和性别平等的情境化解了婚姻交换的偿付和资助功能，礼物模式的婚姻交换在仪式和日常中塑造着集体道德感，即使是在跨婚姻圈的新生代中也没有形成高额彩礼。但随着社会流动性和风险性增大，当地低额彩礼实践的维系正面临着跨区域文化冲突和彩礼抵押功能强化的挑战。

婚嫁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仪礼》记载，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征，即纳聘财，彩礼就是男方向女方纳征的现代演化。近年来，农村彩礼金额普遍上涨，华北、西北、中南地区，特别是河南、甘肃、安徽、江西、山东等地“天价彩礼”现象愈演愈烈。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天价彩礼”提出治理要求。202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促进婚姻家庭关系健康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现象。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作为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各地制定的移风易俗、文明行为促进和乡村振兴促进等条例则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高额彩礼进行约束和治理。民政部在2021年确认了第一批15个地区、第二批17个地区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推进婚俗改革工作，破除高额彩礼等陋习。高额彩礼现象突出的江西石城、山东滨州等地试点推广“零彩礼”。

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不断出现高价彩礼甚至“天价彩礼”不同，重庆大部分农村地区彩礼价格并不高，零彩礼盛行。《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在微博发布过“中国彩礼地图”，重庆在2013年、2017年和2019年的三轮调查中都被列为“零彩礼”地区，被网友评为中国婚礼界的一股清流。笔者在重庆石村三年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该村“80后”和“90后”新生代青年的婚姻支付中普遍存在“零彩礼”的情况。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重庆低额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基于怎样的社会基础?面临哪些现实挑战?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代婚姻交换实践和治理天价彩礼提供什么启示?

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彩礼既是“财”又是“礼”，蕴含着经济与道德双重属性。学界对婚姻中这一环节的分析存在市场和非市场两个基本取向。市场取向的研究提出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这两个理论分别从家庭间交换和代际交换分析彩礼性质与功能的转变。彩礼支付属性下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为高额彩礼的形成与运作提供了相对普遍的解释。对低额彩礼的研究则往往关注具体时空场景，通过非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补充解释，比如传统社会规范与价值认同等因素。本文采用礼物秩序视角，强调婚姻是经济、文化、道德等多维度交织的总体性呈现。

高额彩礼：市场取向的婚姻交换研究

市场取向的研究将彩礼理解为婚姻支付的重要部分，提出了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两种经典解释路径。婚姻偿付理论强调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将新娘理解为从女方家庭转移到男方家庭的高价值资产。随着欧亚大陆的彩礼嫁妆制度成为主要关注模式，家庭成了分析焦点，偿付涉及的给妻集团和受妻集团逐渐从部落宗族缩小到男女双方家庭，男方家庭支付能力和女方家庭要价能力决定了彩礼金额。

婚姻资助理论强调彩礼是代际之间财富的转移继承，成为新娘和新郎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用以索要其家产份额的手段。在个体化进程中，家庭中彩礼归属主体从女方家庭转向新婚夫妻，成为彩礼实践与彩礼变迁的起点。作为代际资助的彩礼从男方家庭向新婚家庭的转移增强了子代的独立生活能力，减轻了未来生活压力，但随着代际关系失衡，彩礼从代际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变成代际剥削的手段。

改革开放后打工经济兴起，随着人口和信息的流动，农民的通婚圈扩大，高彩礼婚姻逐渐扩散。在市场经济与婚姻挤压背景下，传统伦理道德退场、市场主义逻辑逐步深入，在农民之间的攀比和面子竞争中货币成为核心媒介，彩礼作为货币支付的手段愈加凸显，开始向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交换功能转变。高额彩礼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婚姻补偿和婚姻资助的模式，由此产生了婚姻市场要价理论。

在性别、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社会，宗族化、原子型、小亲族等不同类型的村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价值体系塑造了各地婚恋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典型的北方高额彩礼或者说天价彩礼的形成可以由婚姻市场理论提供解释：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地区在人口性别比本就失衡的状况下，流失大量适龄女性资源，激化婚姻竞争态势，使得适龄男性必须通过提高彩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