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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经

济法论文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

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

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

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

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

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

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

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

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

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

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

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

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

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

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

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

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

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

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

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

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

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

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

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

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

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

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

（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

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

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

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

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

“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SeabattleofLade）和马拉松会战

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

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

拉米斯海战(TheSeabattleof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

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

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

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

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

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

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

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

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

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

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

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

大的陆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