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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官商”：古代经济简史与经济学分析

邓宏图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300071）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

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

济效率”并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因而在政策选择上，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

由经商”的制度安排，其目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

农抑商”政策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因此，对传统中

国社会而言，“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

【关键词】官商官商合一重农抑商经济效率行政效率比较交易效率

本文试图作一个尝试，即从经济史料中归纳出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见解”（或“结

论”）：在中古世纪，几乎在世界每一角落，只要有政府或者行政权的地方，“官”与“商”总

是合一的。人们把它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来接受，“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这就是答案！但是，

是“官”（或者说“行政权”）决定了“官商合一”的历史事实呢，还是“商”即商业活动本身决定

了“官商合一”这样一个铁的历史呢？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早有讨论，经济学界则缄默不语。

在史学界，有人认为民间产业（即商业）独立政府之外，动摇国家政权基础，因而，国家只

有打击它（即“抑商”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笔者注）（李金玉，1999；范忠信、秦惠民、赵

晓耕，1996）1。但是，为什么民间商业活动动摇了国家政权？仅仅因为它具有独立性的产

业特点吗？这种分析并未给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当我们注意到汉文帝实施的恰恰是

鼓励民间商业活动的政策时，这个见解就很令人怀疑了2。还有学者认为，农业地租是国家

税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控制内乱，国家只有“重农抑商”，并由此推出“重农抑商”具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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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进步意义（胡鸣唤，1997）。这一观点已经注意到国家税收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本质联

系，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历史的“真相”。但问题在于，“重农抑商”和“官商合一”这两个表面

矛盾的政策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成为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这又如何解释呢？此外，有学者

证明，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地主经济结构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此要扼

制大商人参与土地兼并，故只有打击民间商业活动（游进，1999；赖作卿、王曾金，1995）

4。这个观点虽有道理，但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本质。因为，历史上，兼并的确导致了许

多农民流离失所，但在汉武帝当政前，帝国政府只是通过限制土地的最高占有量来抑制兼并，

对民间商业活动并未施行实质性打击，这又作何解释呢？况且，后来汉武帝为了积聚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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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桑弘羊等人介入商业活动，很难说这是一个纯粹的“抑商”政策（孙忠家，1996）。

以上诸见解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为什么“官商合一”即“官”与“商”的结合是必然的，同

时，为什么“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这两个表面看来矛盾的“东西”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常态”。这恰恰是需要准确解释的。

Ⅶ对匿名审稿人的中肯评论和两次提出的详尽修改建议表示真诚感谢。此外，本文的写作得到姚洋教授的

帮助和指点。本文对西汉财政史的论述得自姚洋教授的建议，在此亦致谢意。作者文责自负。

1范忠信等：“论古代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之成因”，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李

金玉：“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由”，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范忠信等

人认为，私人工商业对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造成危害。此外，他们还认为，民间商业活动

对社会伦理体系也造成伤害。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并未触及事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