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量化评价研究.docx

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量化评价研究

摘要：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遵循权力界限明晰、运行机制融贯的总体逻辑，其聚焦深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致力于从优化治理信息结构、创新协调合作机制、消弭治理风险3个方面创建“上下共治”的新格局。基于充分的理论依据，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分析工具，构建了我国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及处罚裁量权基准评价模型。通过对24个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执法和处罚裁量权基准量化分析发现，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已经建设了初步的制度框架，其中有10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准得分较高，达到了良好等级，这些为后续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依据。但是整体看，地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在总体设计、权力配置、举措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进一步的行政治理改革中，体育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切实转变观念，依托数字信息平台系统性开展建设工作。

关键词：体育法；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地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行政治理

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和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健全行政裁量基准”。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一系列举措。国家战略改革要求为建立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推进体育法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我国有24个省级行政区发布了独立的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形成了基本制度框架，但对这些基准文本梳理看，仍然存在着对国家相关要求的认识不到位、体育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配置不够合理、重点领域体育行政裁量举措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距离“行政裁量标准制度化、行为规范化、管理科学化”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鉴于此，本研究运用PMC（policymodelingconsistencyindex）建模方法、政策文本分析工具（ROSTCM6和WARDART）等对我国24个省级行政区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进行量化评价分析，发现问题，分析原因，为进一步落实这一制度提出针对性举措。

1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的内涵

基于国务院办公厅于2022年8月印发的《意见》以及相关地方发布的文件，对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概念进行界定：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主要是指体育行政机关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行政管理实际，按照裁量涉及的不同事实和情节，对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裁量幅度等进行细化量化，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并施行的具体体育执法标准。其核心目的是实现体育行政权力优化配置，提升治理效率，切实维护群众的体育权益。作为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也呈现出多维度的内涵。

首先，具有明确的基本制度指向性。从内在机理看，中国治理实践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价值目标和覆盖场域，其不断向不同的主体、领域、空间延伸，形成了公域与私域的有序贯通、公益与私益的有机融合，这奠定了行政法治建设的基础[1]。在中国国家治理转向中，行政法治是重中之重，其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其中“作为可能性”是重要内容，核心是评判“行政机关在既定资源约束条件下履行职责所能达到的水平”[2]。体育行政裁量权基准建设也遵循这一总体逻辑。一方面，“作为可能性”也充分体现出体育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即在现有的资源禀赋和条件下，体育行政部门应当确立新发展理念，切实履行职责，深化执政为民举措，不断提升认知格局和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基于权力与权利的适配，基准制度要始终保持体育行政权力和群众体育权利之间的张力，确保二者相互促进。系统论强调整体有序运行，体育行政权力和公民体育权利处于基准制度这一统一体中，不可分割，共同指向建构新型治理情境。

其次，核心是优化体育治理模式。当前，数字时代的中国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3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成为驱动当代中国政府形成“上下共治”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3]。毫无疑问，体育行政也面临深层次改革，其关键变化也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运用使体育治理场景日趋复杂，多层级体育行政部门的信息结构整体发生改变，上级体育行政部门日益转向“信息治理”，并赋权下级行政部门或其他多元主体开展“实务治理”。二是体育治理领域不断拓展，跨部门、跨区域合作成为常态，传统属地治理已经难以应对，需要建立大跨度的区域或者部门协作机制。正如有学者认为，数字时代，基于数字技术的治理疆域正在生成，其迥异于传统治理，引发了权属观念的深刻变革[4]。在这一过程中，体育行政的属地管理原则也逐步减弱，更加需要建立“大协调”的治理机制，这一变革不可谓不深刻，应给予高度关注。三是体育治理范围不断拓展，治理风险逐渐加大，需要不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