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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之间的

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欧

亚大陆可以分为北部适宜牧业的草原与南部适宜农耕的沃

土平原，也有学者称其为面向内陆的内欧亚大陆和面向海洋

的外欧亚大陆。欧亚草原西起黑海沿岸，东到外贝加尔，以

乌拉尔山为界分为欧洲草原与亚洲草原，在它的南面是希腊、

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有学者称，

草原民族是整个文明史发展进程的催化剂，从德国到中国的

草原畜牧业人群的爆发打破了旧大陆文化缓慢的发展进程。

中国长城沿线的北方位于欧亚草原东南一隅，介于欧

亚草原的牧业文明与黄河腹地的农业文明之间，与草原和中

原都有交往。从考古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

往，非常关键证据就是金属制品。金属器以其便于携带和保

存的特点，分布的时空范围要大大超过其他质地的人工制品。

经过详细梳理和比较各地的考古发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

幅从公元前2千纪到公元前后长达2000年的中国北方与欧

亚草原以金属器为代表的文化交往的宏大历史画卷。尽管它

还有许多空白和不完善之处，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片广阔

的新天地，从这个宏观视角可以探讨东西方相互影响的总体

格局、草原发展动力以及匈奴兴起等历史课题。一东

西方交往的大格局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往很

早就成为考古学关注的重要课题，其中谁影响谁的问题，即

东风西渐还是西风东渐，成为争论的焦点。这种矛盾很可能

是研究的出发点出现了偏差，即缺乏时空的界定，超出时空

框架来讨论谁影响谁是没有意义的。从公元前2千纪

到公元前后约2000年的文化交往中，我们发现中国北方与

欧亚草原的联系主要是与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草原的联系。

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位于中国北方北部的蒙

古高原东部与外贝加尔地区,另一个是中国北方西北部的亚

洲内陆山麓地带。中国北方与这两个方向的交往分别构成了

文化交往的东区和西区。（一）中国北方和蒙古、外

贝加尔地区的文化交往与匈奴联盟的形成这一地区最

主要的证据是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兴起与繁荣。在

相当于中原的夏时期，可以看到这个冶金区的雏形，即在中

国北方与蒙古高原之间，广泛分布着一种柄部剖面为凹透镜

形状的环首翘尖刀（图一∶1～5）和连珠饰（图一∶6、7）。

这两种器物后来的分布区域正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和石板墓

文化的分布区域，这是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最稳定的

时期。从这个时期向前追溯就可以探寻到这个冶金区的萌芽

状态。

早商文化北方的台西类型与中国北方的朱开沟文化是

北方青铜器的重要源头。到了商代晚期和西周，中国北方、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都进入了青铜文化繁荣期，出现了大量

种类和形制相似的青铜器或青铜器组合，中国北方有以河北

青龙县抄道沟为代表的八类青铜器组合（图二）。由于妇好

墓也出有这种兽首刀，所以可知这些青铜器可以早到殷墟二

期。这八类组合以太行山为界,分属于晋陕高原和燕山南北

两个中心，形成了北方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这时的青铜器

以曲柄有阑的兽首、铃首和环首的短剑和刀子为代表。晋陕

高原流行铃首短剑等武器，东部燕山南北地区流行兽首刀。

北方系青铜器首先从燕山以南向北部传播，再从燕山以北向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传播，形制由生动向呆板或简化演变。

铜盔的时空信息反映了这种传播的路线，中国北方地区最早

的铜盔出现在商末周初的柳林县高红遗址（图二∶3），这种

铜盔可能受到了商代晚期殷墟的中原式铜盔的影响。这种铜

盔从南流黄河，到燕山以南的昌平白浮墓葬（图二∶8），再

到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图四∶16），最后到达更北的

蒙古高原（图四∶1），这是一条连接长城沿线到长城以外再

到蒙古高原的青铜时代北方青铜器的传布路线。这时期的中

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影响甚至到了亚洲内陆山麓地

带西萨彦岭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有少量兽首

刀剑和环首刀（图三∶7、8、11、13、24），但是形态比中

国北方的呆板、简化，属于晚期形制。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

发现过晋北与陕北地区的三足蛋形瓮，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