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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感知对基础教育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研究

摘要：构建优质均衡的高质量基础教育，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可或缺。在现实中由于形式主义根深蒂固、教师工作压力加剧等诸多因素，基础教育教师的职业倦怠形势严峻、问题突出。研究以4039名基础教育教师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基础教育教师形式主义感知与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和组群差异，验证了二者呈现中度正相关。可通过重构多元评价体系、优化个体能量供给、达成工作生活平衡等措施，进而提升教师自我认同感、工作满意度和群体幸福感，助力基础教育教师积极改善职业发展困境，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达成教书育人、自我成长和事业成就的耦合协调。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师；形式主义感知；职业倦怠

一、问题提出

2019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积极营造宽松、宁静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然而，在实际运作中，频繁的创建评估、检查考核项目繁多且任务艰巨；各类调研与统计信息收集活动往往重叠交叉，安排缺乏系统性；更有甚者，部分区域在维护安全稳定、开展扫黑除恶、争创荣誉等工作中，也向学校及教师分配额外任务，这些都对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构成了显著干扰。因此，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们普遍感受到形式主义的压力，职业疲惫感加剧，难以集中精力高效完成教学任务。鉴于此，我们亟需重申“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教书育人”这一教育理念，有效核减基础教育教师核心职责以外的干扰因素和额外负担，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二、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Maslach在1979年给出职业倦怠的操作化定义：“在工作场域中，个体呈现出的情感衰竭、去人格化和低个人成就感的状态，职业倦怠是长期在工作中承受压力，导致的个人在情绪处理和人际关系上表现出的特定心理状态，通常为工作压力的结果之一。”职业倦怠在以往研究中主要分为三个维度：情感衰竭、去人格化和低成就感。“教师职业倦怠”由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主席McGuire在1979年最早提出，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中，因工作压力所表现出的情感消极变化。教师职业倦怠一直是国内外专家和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成为阐释教师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呈现数量稳步上升、层次不断多元的积极态势。但基于教师形式主义感知视角下探讨基础教育教师职业倦怠的现有研究成果很少，研究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延展性。

在理论拓展方面，教师职业倦怠的作用机制日渐明晰。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与交易因素成为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个体因素回答了“谁”（Who）容易经历职业倦怠，主要指个人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人格特征；组织因素回答了“什么”（What）导致了教师的职业倦怠，主要指机构和工作特征，如不适宜的工作要求、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行政支持等；交易因素则回答了“谁”在“哪种”（Which）情况下会容易职业倦怠，主要指个体因素与组织因素的交互结果，如教师对学校领导风格的看法、教师对学生不良行为的归因等。教师的职业倦怠往往会对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造成不良后果。阿特马卡（AtmacaC.）等人考察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工作满意的关系发现，职业倦怠水平较高的教师工作满意度较低，且自我效能感较低、使用消极策略应对职业倦怠的频率较多。奥伯勒（OberleE.）等人2016年发现教师的高倦怠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学生早晨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赫尔曼（HermanK.C.）等人2018年验证了教师倦怠水平与最差的学生成绩相关。

在实践探索领域，教师职业倦怠的应对治理注重实效。其一，有效的社会支持成为应对教师群体职业倦怠的强劲策略。岗前培训支持、工作肯定支持、领导同事支持和学生行为支持是教师群体主要的社会支持构成，在工作场域营造全方位的社会支持氛围，教师的工作动机和工作成就都会明显得到激励和增强。其二，强大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抑制职业倦怠的产生与扩散。其三，客观完善的评价体系最能激发教师群体的潜力与活力。

三、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自编的《中小学教师工作现状调研问卷》，以微信和问卷星为主渠道随机抽样，在2023年11月到2023年12月期间，选取广东、福建、吉林、山西等全国多个省市的4335名基础教育领域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经剔除作答规律性较强、用时过短（少于300秒）、用时过长（多于3600秒）、重要题项缺失等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4039份，问卷有效率为93.17%。本次调研对象向乡镇及农村一线教师倾斜，为保证非城市学校教师样本数之和至少占有效样本总数的50%，在收集过程中，先定向向非城市学校优先发放问卷，待样本数接近2000份后再全面发放问卷。

（二）数据处理

运用了常用的分析软件SPSS25.0，进行数据转录与统计。问卷整体的C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