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等关税与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docxVIP

美国并非铁板一块，特朗普背后至少有红脖子劳工、金融资本、科技资本等几种不同利益群体，“对等关税”计划的反复多变可能是美国国内各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

一、特朗普“对等关税”反复多变或与美国国内博弈有关

“对等关税”具有反复多变的特征。自4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至今，短短半个月时

间，已多次出现反复。4月9日，特朗普宣布对75个未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国家暂停“对等关税”计划90天，在此期间大幅降低关税至10?，至此“对等关税”计划仅仅实施了不到一天的时间。4月12日，美方公布相关备忘录，豁免计算机、智能手机、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等部分产品的“对等关税”。但随后，特朗普又表示并无任何关税豁免，相关产品只是被转移到另一个关税类别。4月14日，美方宣布已经开启针对半导体和药品的“232条款调查”。4月15日，美方宣布对华关税最高加征至245。美方这些操作使得“对等关税”呈现出扑朔迷离、反复多变、不确定极大的特征。

特朗普背后是几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博弈。应该看到，美国并非铁板一块，笼统地讨论美国如何可能并不确切，特朗普背后是美国国内几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博弈，“对等关税”的反复多变可能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这些利益群体至少包括：

——红脖子劳工。以贸易顾问纳瓦罗、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纳瓦罗素来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对中国立场强硬。万斯出身于典型的“铁锈地带”劳工家庭，其著作《乡下人的悲歌》探讨了“铁锈地带”的衰落现象和美国劳工的生活困境。红脖子劳工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诉求是反全球化，制造业回流，大幅提高关税等。

——金融资本。以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贝森特出身华尔街，曾是对冲基金公司KeySquareGroup的创始人。华尔街的金融资本是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的重要支持者。金融资本对全球化的态度更加温和，其核心诉求是保持美国金融市场稳定。

——科技资本。以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为代表。特斯拉、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都属于该群体。科技资本在全球布局，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其诉求是反对全面否定全球化。

目前马斯克和纳瓦罗已经公开闹翻，代表的是科技资本和红脖子劳工群体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激进的对等关税计划仅仅照顾了红脖子劳工的利益，却侵犯了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的利益。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联合起来，共同向特朗普施压，使得激进的“对等关税”计划遭遇紧急叫停。但加征关税是特朗普竞选期间向红脖子劳工群体的核心承诺，也是特朗普试图裱糊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核心举措，我们预计“对等关税”计划可能仍将出现多次反复。

二、制造业回流和缩减贸易逆差短期内都不现实

制造业回流短期内并不现实。特朗普关税1.0就有推动制造业回流的重要考虑，但从实际结果来看，2018年特朗普开始加征关税后，制造业回流目标并未见效。一是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7年贸易摩擦之前为11.2?，2018年加征关税后仍然延续此前下降态势，到2021年降至10.6；二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占全部非

农就业人数比重，2017年为8.5，同样在2018年加征关税后继续下降，到2024年降至8.0。两个指标彼此印证，都指向关税1.0推动制造业回流目标已经“破产”（图1）。深层原因是，美国制造业回流难，与其国内人工成本高企、基础设施老旧、制造业专业技能人才不足、生产流程默会知识断档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非短期之功。

图1：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未见效

资料来源:iFind，世界银行，

缩减贸易逆差短期内同样不现实。从实际结果看，2018年特朗普开始加征关税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不但没有收窄，反而持续扩大。2017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约为8000亿美元，2024年继续扩大至12000亿美元（图2）。主要贸易伙伴上，由于关税1.0重点针对中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确实有所收窄，但逆差只是转移到了欧盟、墨西哥、加拿大等其他贸易伙伴，对这些贸易伙伴的逆差明显扩大。2024年，美国对中国、欧盟、墨西哥、加拿大商品贸易逆差分别为2954亿美元、2356亿美元、1718亿美元、633亿美元。缩减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回流两个目标高度相关，制造业回流没有见效，伴随美国国内商品需求增长的，就只能是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图2：美国贸易逆差并未收窄

资料来源:iFind，

三、对等关税的真正目标可能是获取关税收入

结合特里芬难题看，美国在美元霸权和贸易顺差之间面临两难选择。早在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发现了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两难困境——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