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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原因探讨

摘要:秦汉时期郴州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是郴州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秦汉王朝对郴州治理开发的加强以及中原人口的迁入，促进了

汉、越民族的往来与融合，推动了郴州封建化进程。

关键词:汉代;郴州;发展;原因

郴州地处五岭北麓，耒水上游山林河谷地带，山峦重迭，溪河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社会文

明。1964年桂阳县樟木乡小泉村上龙泉出土的刻纹骨椎，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郴州境内就有人类

繁衍生息。战国中晚期楚国、秦代在此设立郴县，西汉设置桂阳郡(桂阳郡的范围比今郴州要大)以来，

经过秦汉王朝的治理开发，到东汉郴州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郴州共发掘汉墓

360余座，出土了陶瓷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玻璃器等各类文物4000余件。为研究汉代

郴州及南岭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对研究中原与岭南的联系、汉文化与越文化

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汉代郴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

(一)农业生产力提高

1．铁农具及牛耕的推广。汉初，牲畜比较缺乏，一般农民只能用人力耕作。西汉政府下令禁止

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受重刑。到汉武帝时，耕牛数量增加，牛耕方式已经从黄河、长江流域一

带，传播到东北、西北、岭南。与此同时，由于汉武帝实行国家垄断冶铁业的政策，铁制农具逐步推广

到西域和珠江流域，且铁制农具的种类增多，铁制掘土工具的大量出现，使人工沟渠的开挖变得容易。

在郴州360座汉墓中，有94座墓出土了铁器，共出土铁器120件，出土、䦆、斧、刀、刮刀、环首

刀、夯锤、钉等铁工具，表明铁农具在当时郴州得到了普遍运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2．粮食产量显著提高。湘南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距

今1万多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桂阳县千家坪遗址出土文物标本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郴州原

始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秦汉时期，水稻的种植更为普遍，水稻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2013

年，郴州市桂门岭1号墓女墓主所穿的服饰中出土了两粒稻谷壳，湖南省文物专家认定此墓葬年代为秦

汉之际。到了东汉，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耕作技术方面，开始注意“精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

人工，以助地力”。在郴州市高山背、飞机坪等地出土了带厕所的陶猪圈，说明当时重视施肥。由于耕

作技术的改进，东汉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也促进了粮仓建筑的发展。郴州出土了圆形平底陶仓、圆形三

足陶仓、圆形四足陶仓等多种结构的粮仓建筑模型和陶臼、杵、碓房等粮食加工设施。1995年，郴州

市飞机坪原北湖区政府出土了一组五件陶制房屋建筑，其中一件为粮食加工作坊，塑有三俑，其中两俑

持杵于臼中作舂米状，一人双手持箕作簸米状。这是汉代郴州粮食储备增多和粮食加工工具进步的反

映。郴州的粮食生产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有节余，出现了南粮北运。东汉安帝“永初七年(113)九月

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1］

220，这是桂阳郡租米北调的明确记载。这充分说明东汉时期郴州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3．畜牧业发展。汉代，郴州养殖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六畜”，即

牛、羊、猪、狗、鸡、鸭。郴州东汉墓出土了鸡、鸭、狗、猪、猪圈、鸡埘等随葬明器。如1995年郴

州市飞机坪原北湖区政府出土的一件陶猪圈，有两头仔猪和一头正在哺乳的母猪。1987年，郴州市万

花冲农机公司1号汉墓出土陶猪狗圈和负鞍陶马，盘形猪狗圈内有一长方形食槽和二猪、二狗。1993

年郴州市上自建里铁路家属区4号墓出土一件东汉禽兽云纹铜杯，杯身刻划云纹三周，外口沿下刻划水

波纹间以鸡、鸭、鹅、牛、羊、猪、狗等禽畜图案。说明家禽家畜已很兴旺，也从一方面反映了汉代郴

州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手工业发展迅速

1．冶铁业发达。冶铁业是各项手工业的先导部门，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手工业部门。

随着农业对铁制生产工具需求的日益增加，必然促使冶铁业优先发展起来。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

人们对耕地的加工整理能力，“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

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2］159铁器在当时

的社会经济、生产、军事和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盐铁论•复古篇》大夫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