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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

摘要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从传统以速度和规模为核心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以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为导向的发展范式。其主要特征体现在创新驱动、协调并进、绿色低碳、开放融合与共享包容五个维度上，强调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与社会福祉提升的有机统一。财政政策作为关键调控工具，其作用路径与实际成效亟待深入厘清。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财政政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引入“创新驱动”与“结构优化”两条路径，识别财政政策的直接效应与间接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财政政策整体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机制层面，财政政策可增强地区创新能力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结构优化路径则表现出完全中介特征，财政支出主要调整产业结构进而间接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政策协同性、提升减税降费精准性、强化政府投资引导功能等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高质量发展；中介效应；创新驱动；结构优化

绪论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增长速度的适度放缓，更代表着发展方式、结构与动力的深刻重构ADDINNE.Ref.{503E9B4F-A26F-4FE3-8E95-ABE82EEBBF68}[1]。传统以要素投入和外需拉动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必须依赖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质量、效率与动力的系统性跃升。“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导向，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被正式提出，逐步成为应对外部冲击、弥补市场失灵和引导长期发展的关键政策工具ADDINNE.Ref.{22FAF4EA-A72F-493E-BFFD-C37A40A8F22D}[2]。特别是近年来，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动荡、内需不足与结构性瓶颈并存的复杂局面，财政政策的作用边界不断扩展。从早期的“保增长”逐步转向“促转型”、“调结构”，财政支出的内涵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率的统一，政策目标从单一的经济总量扩张转向对发展方式与路径的深度引导。财政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否真正实现了从“量”的刺激转向“质”的培育？财政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有效引导了结构调整、创新积累与产业优化？这些问题尚缺乏系统性的实证分析和路径识别。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财政政策如何创新能力提升或结构优化等机制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析仍较为有限，作用机制的识别路径尚不清晰。

在现有文献中，多数研究集中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就业或投资的短期刺激效应，较少深入剖析其对“高质量发展”这一更具综合性与结构性的目标的影响机制。引入“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两个中介机制变量，有助于推动财政理论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向结构性政策范式的拓展。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财政资源相对有限，“花钱效率”与“支出结构”成为衡量财政绩效的重要指标。厘清财政政策如何具体路径影响经济质量，有助于增强财政支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可为财政体制改革提供数据支持和制度建议。

本文的研究力图在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之间建立桥梁，回应当前财政政策转型中的关键议题，进而为构建更具战略性、结构性和可持续性的现代财政政策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积极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协同路径研究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具组合的设计与动态适配机制。近年来，学者们围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预算执行中的制度约束，以及不同主体间的博弈行为展开了多角度探讨。

金成晓和姜旭ADDINNE.Ref.8588-435D-B69A-7235E24E49F0}[3]（2022）构建DSGE模型揭示了政策工具的动态选择机制，指出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的协同能有效提升财政空间，同时为货币政策提供支撑。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杠杆置换效应优化资源配置，但付敏杰ADDINNE.Ref.{CAA570AC-09A1-4700-B856-EDC14BB55B9A}[4]（2022）的预算执行紧缩研究提出了反向证据：即便在名义扩张的财政政策下，决算赤字缩水与政府存款堆积导致实际支出收缩，暴露出政策传导的体制性梗阻。政策落地过程中行政效率与市场化需求间仍存在深层矛盾。Feng和GeADDINNE.Ref.{90C42EA7-768C-4D45-BBCA-35E580C4915B}[6]（2024）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碳企业的三方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