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能源发展观.docxVIP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宏观政治经济局势和行业转型发展形势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这些变化，不仅从增量上拓展着能源安全的边界，而且正深刻和剧烈地重塑能源安全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重大战略考量，也为构建新型能源发展观提供了指导。

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发展形势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加。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影响等冲击全球能源贸易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全球产业链分工面临全面重塑，能源的稀缺性及金融属性、油气资源地理分布的集中性和供需逆向分布性等特点，使得这一重塑过程进一步凸显能源的政治属性和战略工具属性，能源供需多极化趋势凸显。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全球性危机频发，大国地缘政治对抗趋于白热化，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美国及其盟友对我国的打压不断升级，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外循环受阻。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计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持续推进，我国经济能源环境关系同步调整，三者耦合愈发紧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碳达峰碳中和、新型能源体系等多重目标同步驱动下，我国经济能源环境关系耦合更加紧密，相互作用机理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能源消费刚性增长下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面临巨大挑战，第二产业占比偏重下我国经济面临减排降耗和稳定制造业比重等多方权衡统筹的压力，经济增长动能面临“转轨”，能源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需发挥更大作用。在能源领域，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统筹减排与安全压力巨大。面临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倒逼要求，转型节奏、力度和行业间、地区间梯次达峰的协同情况均会对整体转型的安全裕度、转型成本，以及局部地区能源、电力系统稳定结构带来影响。在环境领域，“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碳排放空间迅速收紧。2摄氏度或1.5摄氏度情况下2011—2050年我国碳预算分别约为3300亿～3600亿吨或1900亿～2300亿吨，这意味着承载经济发展的环境空间大幅收缩。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国内需求不足、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问题，需要在战略高度通盘考量能源在内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能源行业进入新发展阶段，肩负新时代使命，其安全风险问题呈现复杂化、动态化和系统化特征。在经济能源环境关系同步重塑的新形势下，能源风险与安全问题已经进入新旧因素交织叠加、隐蔽性和突发性大幅提升、随时空动态变化的新阶段，风险链条呈现跨系统传导的特点。首先，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一直以来油气对外采买度较高，长期面临能源运输通道风险、国际输入型风险等固有的能源安全风险。其次，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大力发展新能源可降低油气对外采买度，但又导致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技术特性发生质变，运行风险提升；电力可靠供应受气象因素影响加剧，不确定性风险显著增加；材料密集型的新型电力系统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呈倍增态势，面临关键矿产资源制约风险。最后，未来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持续深入推进还可能面临多系统耦合的其他风险。例如，大规模配置灵活调节资源可能引发新增成本无法疏导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挑战；能源转型关键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风险；当前新能源与储能市场过热，可能引发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产业链安全风险；煤电项目稀缺可能导致的人才队伍断层及就业风险；以及各类风险级联放大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等均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与挑战。

要解决如此复杂化、动态化、系统化的安全风险问题，需要重塑对于能源发展与安全的认识，形成与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型能源发展观。

所谓新型能源发展观，是指在新发展格局和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引领下，以体系工程的方法，以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理念，以全局的、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开放的视角去分析能源安全发展问题。

（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指导思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而安全是指相关要素构成的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发展与安全的确存在对立，但从长远来看，发展与安全最终会走向统一。一方面，发展会促进安全。一是发展可以为安全提供更为丰富、有效的物质、技术、人才等保障手段；二是发展就是系统在不断更新自身的要素、结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系统对于各外来要素的适应能力、对内部结构的稳定能力（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安全也会促进发展。安全可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秩序和环境以及充裕的物质基础保障，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准确把握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动态变化